我苗实认为，在中国有两件奇事，实质上得的是同一个病，即把综合的因素看成单一的因素，走向极度片面化，出现严重不良的畸形发展。第一件奇事，是中国教育，唯分数论，分数好就是好学生，否则就是坏学生，这极大扭曲了青少年的身心，非常不利于融入社会，进而改造社会。可以说，青少年健康成长，不是分数能单一说了算的事情，而是综合的因素。分数，只与智商有关。但是，人还有情商，没有情商的训练，同样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有关研究表明，大凡成功，都是智商与情商相结合的产物，而单一的智商高，或单一的情商高，都极难成功。一个学生，如果出现高分低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情商的缺陷，造成了智商与情商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平衡。譬如，有的博士除了读书，不会谈对象，甚至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欠缺，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所以说，中国的教育应该在开发提升智商的同时，开发提升情商，这样才合理全面，有利于健康发展。我苗实曾经说过，学生考试得个75%的分数，就已经很好了，实在没有必要得什么90%。为什么要留这个余地？就是为了让学生玩好，多看课外书，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取得全面发展。第二件奇事，是中国经济，唯增长论，高增长就是好，否则就是坏。试问，这造成了什么呢？环境大破坏，资源大浪费，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保障低下，政府主导市场扭曲，无视效率公平，等等。更进一步讲，为了增长而增长，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除了增长貌似发亮，其他方面有苦难言，漆黑一片。可以说，增长是财富范畴，本质上企业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主体，而政府不是。那么，政府是什么呢？政府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譬如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等。也就说，增长高低，主要由企业发展的起伏所决定，而与政府关系不大。试问，政府需要做什么呢？搞好服务，在民主法治的约束下，给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老百姓在文明有序的社会中快乐工作和幸福生活。当我苗实发表了《是弱政府，还是强政府？》一文后，网友伯牙断琴评论道，是弱政府，还是强政府？举一个例子，为了一次APEC会议，在标榜是依法治国的国度，有六个省市超过6万家合法企业，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仅通过行政文件被停产，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在我们国家竟然实现了。事实上，这与市场经济理论严重相背道而驰。谁渺小，谁强大？总之，唯分数论也罢，唯增长论也罢，这两件奇事的病都在极度片面化，没有为其他方面的发展留有余地。在建筑学上，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伸缩缝”，意谓建筑物之间彼此不能完全紧连一体，必须在适当距离内留一个伸缩的空间。桥梁，马路，房屋等，乃至平地铺设砖块，都必须留有伸缩缝，以防空气冷热变化时结构体收缩膨胀的需要。星云大师说过，雕刻家在塑造人物时，总是鼻子大，眼睛小；因为大鼻子可以变小，小眼睛可以放大，这是雕刻的秘诀。人生在世，在处理事物方面难免会有估计错误的时候，太过于刻板的严密计划会导致大错的根源，凡事还是要预留修正的空间。尤其在待人接物时，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预留余地，才有回转的空间。佛语云，福莫享尽，要留余德；势莫使尽，要留余力；话莫说尽，要留余地；事莫做尽，要留余路；情莫散尽，要留余韵；心莫用尽，要留余量。

       朱大可先生指出，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分数只占总分的60-70%，还有30-40%属于天赋，品德，社会组织和交往能力，这些方面的成绩，需要通过组织校园社团，参加社会活动，投身公益事业的情况来综合评估。考分这玩意儿，的确能看出你应付考试的智力，但它不是一种综合智力。考分在100-90之间的学生，由于把主要精力都拿来对付考试了，批判性思维容易出现问题，而考分在89-80之间的学生，反而会因为中毒较浅而变得更有活力。我参加过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表示，如果自己的企业招人，通常不会到排名前十的大学去挑选，而是选择第11名到第30名之间的大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有理想而不好大喜功，自信而不狂妄，理性而不僵化，踏实而不钻营，值得企业高管花时间精力去加以培育。我也曾去过一个三本学校讲课，这所学校为那些善于思考的学生，专门成立了精英学院，每年招收200名学生，它的标准不是分数，而是面试时看你有没有对社会问题的独立看法。我跟这些学生座谈后发现，他们的思考能力，超过了许多名校学生。所以分数不是一个衡量学生才能的绝对值。在中国式教育的特殊背景下，你必须学会利用分数，但千万不要成为它的俘虏。钱颖一先生分析说，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是被视为有害的。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了。此前，中组部也发出通知，强调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划等号，将其作为干部提拔任用，或作为末位淘汰等的依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GDP只是反映了生产的成果，而其中一些资源的消耗，效率的损失，甚至包括地方政府负债等都并没有加以核算。只有科学核算这些‘减损’，才能比较客观地衡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的全面发展的情况。厉以宁先生说，对GDP，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第一，要重视GDP的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速。第二，要注意GDP产生过程中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恢复治理环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第三，GDP是个总量指标，它不能反映经济结构的状况。姚景源先生解释道，GDP核算是经济学和统计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它不能表述出为了获得GDP所付出的代价，不能表述经济增长方式。比如，产生GDP过程中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损害的计算，等等。第二，它不能表述收入分配的情况。GDP总量虽然增加了，但是收入分配可能不公平，甚至差距越拉越大。第三，它不能表述所有的劳动。比如阿姨在幼儿园照顾孩子创造GDP，但是回家照顾自己的孩子她就不创造GDP。因为GDP的计算只能是通过货币交换的劳动才能形成GDP。

       许小年先生接受网易访谈时讲，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增长，改革的成就，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不能够完全用增长来衡量的。我们现在得一种病，这种病就叫做增长病。没有增长好象就没有成绩，不是这样的。有可能你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这个经济中蕴藏了很大的问题，有可能你百分之五的经济增长反而是健康的，所以不能够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过去三十年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大概在10%左右，这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是少见的，但不是独有的，日本在战后二十年，韩国在战后二十年都实现过年平均10%的增长，大概高增长持续了20年，所以我们不是独有的，但确实是少见的。这是改革开放获得的经济成就之一，但这不是改革开放的全部故事，也不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经济增长，我们讲只是一个手段，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终极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所以，要谈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的贫困人口消失了多少？这是最关键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是太愿意上来就谈增长。这是一个片面的概念，这是一个迷失的概念，这是一个由政府多年倡导给大家脑子里形成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似乎就是高增长，高增长。你看我们过去几年的高增长，到现在麻烦来了，就是因为片面的追求高增长，使得经济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失衡的结果是现在国内外的需求一发生变动，你看我们的失业率也上去了，工厂的开工下降，企业倒闭增加，面临很大困难。什么原因呢？过去片面追求高增长。忘了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为增长而增长，不是为数字而增长，我们应该是为可以持续的，稳定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增长。我们把目的忘了，把手段当目的。这种转变往往是有了教训才能转变过来，甚至有了教训以后都不能转过来。比如说日本，日本战后高增长，也是每年10%，一点不比我们差，非常快。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增长速度从10%左右降到了4%左右，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又从4%左右又降到了1%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日本人要想想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为什么衰退，而且是常年的衰退？即使有了教训，它在经济结构改革的时候，也是推进的速度非常慢。所以我说日本的经济发展是“L”型的，就是一掉下来以后，在谷底停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走不出来。原因在哪？它不能够继续推动改革，使得它结构失衡长期存在，不能得到及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