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学一如既往的热闹，以至向来持反对意见的姜博士也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要做一下认真的思考，对待国学的态度。或者，假若真要从中找到对企业管理的一点借鉴，在那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入口。

《大秦帝国》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都以最真实的史实为依据，向我们展示了法制的建立与一个帝国的兴衰。

一直以来，谈及国学，好像就是孔孟，就是老庄，而对当今富民强国真正有借鉴意义的那个第一帝国的所作所为，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忘了。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在华夏长河中放射出最灿烂辉煌的异彩。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热烈奔放的年代，也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年代。

无可置疑，辉耀千古的诸子百家思想已经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血液，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在其指导下生活和发展。

然而，作为足可经国治世的学问，却非法家思想莫属。

理由很简单，因为商鞅携法家之利器，鼓变法之风云，将一个“天下卑秦”、“士不入秦”的弱小国家，历160余年六七代君主变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并一鼓作气统一华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所谓知行合一，说行合一。

“ 法贵正义，法贵公平。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唯此，法治可立！……，哪怕是特赦一人，于法，也是千里大堤溃于蚁穴。”哪怕是越过千年的岁月，商鞅这篇法制精神的宣言犹自振聋发聩。

由此，“渭水大刑，斩首七百余，震动天下”。

执法之前，秦孝公与商鞅有一段对话，同样震烁古今。

　　  孝公：不能变了？

　　  鞅：法立如山！

　　  孝公：不能缓？

　　  鞅：法贵时效!

　　  孝公：不能减?

　　  鞅：减刑溃法!

　　  孝公：不能特赦?

　　  鞅：法外无恩!

于是，渭水岸边，血流成河，然而，却因此使老秦人每年免于因私斗而死者几于万人。商鞅并非无情人物。当他因此巨大的压力而晕倒在孝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大仁不仁”。

不同于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秦国新法“国无二律，刑无二治，公族犯法，与庶民同罪”。

因太子杀人受牵连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傅赢虔，是秦孝公的哥哥，秦国的上将军；因兵败引咎，自杀而亡的宣太后，是秦昭襄王的生母，他们无不以自己的荣辱甚至生命为代价，捍卫了秦法的赫赫威严。

正是法制的公平和严明，昔日的弱秦才一步步强大起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而反观现在被奉为硅皋的儒家之道，不仅孔子自己“厄于陈蔡，逐乎宋卫，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终其一生，不仅没能在一个国家施展抱负，甚至不能挽救自己的生身之地——鲁国衰亡的命运，一个把自己都卖不出去的圣人，倘在今天的人才市场上，俨然便是一个失业青年了。

儒家真正对后世有绝对影响的董仲舒，则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则更是大张旗鼓的倡导人治了。不论当时影响如何，对于后世民主文明的风气，却是树立了一道高高的屏障。

及至后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彻底偃熄了来自远古的文明之光。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如此点评，着实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