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做过专门的研究，而且“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读了克劳塞维茨的书；1938年初他在延安写过读《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在写《论持久战》时，他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目的论及战争“盖然性”理论等作了批判改造和发展。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谈到他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称克劳塞维茨讲过“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等“很有道理的话”。

    克劳塞维茨被公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其名著《战争论》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毛泽东对《战争论》做过专门的研究，并批判汲取和发展了其中的某些重要论点，使之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以前此类研究往往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所使用的《战争论》译本及其特殊的语境难免有不实之虞。本文力求从毛泽东研读的《战争论》中文译本入手，对此做出新的诠释，从中亦可领悟毛泽东研读外国军事经典的方法。
    一、最初看克劳塞维茨的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在思想战线上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系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进行全面深刻的哲学批判。为此，毛泽东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除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外，还下工夫研读了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他后来数次谈到过这一情况。
    1960年12月，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1936年12月写就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笔者注），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即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笔者注）。”
    1959年4月，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也说道：“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这段话似可作为上段话的一个旁证，即注明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及苏联人写的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的各自的书名。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两次谈话都把克劳塞维茨的书与中国古典名著《孙子兵法》相提并论，并始终将之排在日本人和苏联人写的有关军事书的前面，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足见“克劳塞维茨的书” 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这两次谈话均未点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书名。这恐怕也并非一时疏漏。因为该书最早由日本传人中国时并不叫《战争论》。如，1911年3月，由陆军教育研究社根据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的日译本转译的《战争论》取名《大战学理》，该译本只供小范围研究之用，并未发售。1912年冬，广东军事研究社在对该译本重新核订的基础上作了翻印。1915年8月，翟寿禔根据日本士官学校的日译本《战争论》作了重新翻译，仍沿用《大战学理》的书名，该译本由北京武学官书局第一次在中国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毛泽东最早接触的是这其中哪个译本尚难以确定，但很有可能是上述三个称作《大战学理》的某个《战争论》中文译本。这或许是毛泽东两次提及克劳塞维茨的书却未注明《战争论》书名的缘由。
    二、研究战略方针提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着手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曾明确提到《战争论》等涉及战略的中外书籍。他写道：“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此间，又有两种《战争论》中文译本面世。一种是：1934年5月，柳若水根据日本人马健之助的日译本转译的《战争论》，书名首次由此前的《大战学理》改为《战争论》，原著者被译为克劳塞维慈，已很接近今天的译名（今译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笔者注），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发行。另一种是：1937年6月，杨言昌又根据日本人马健之助于日本昭和六年（1931年）出版的日译本，重译了《战争论》，书名也使用了《战争论》，但原著者被译为马利•丰•克劳则维次。由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专业书店南京军用图书社出版发行。
    可以肯定，毛泽东在写给郭化苦的信中点名要《战争论》，与这两种中译本《战争论》先后问世不无关系。但从原著者译名看，使用柳译本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从该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通过搜集《战争论》等涉及战略的中外书籍，“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然而，据南京军用图书社的发行书目统计，其已有的870多种军事书中，涉及战略。战役的仅占7种。也就是说，当时中外资产阶级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较少论及战略的一般理论，并且大都脱离政略孤立地谈论军事问题。而《战争论》既有专篇的“战略论”，还有首篇“论战争之本质”。它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三、写有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日记
    从已发现的文献看，其中最重要但以往仅提及而未深入探讨的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曾写过专门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日记。根据记载，毛泽东于1938年3月18日开始研读《战争论》，时间持续至 4月 1日。其间，有4天没有续读《战争论》，有4天插读了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
    另据考证，毛泽东1938年读的《战争论》，很可能是由柳若水翻译、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横排白话文体的译本。但柳译本只有第一分册，似不够完整。毛泽东在该读书日记中写道：“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的战争论，PI－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所记载的《战争论》序言及目录的页码，与柳译本基本相吻合。由于柳译本将《战争论》篇章之下的目均上了目录，所以从11页持续到19页。而毛泽东读书日记记载与柳译本略有不同，如将原著者最后一字的“慈”误写为“资”，另目次19页的背白、第一篇及背白，和第一章的首页，均为不排页码的“暗页码”，所以，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将正文页码从排有偶数页码的第24页起算。这一读书页码一直持续到168页，之后未作记载。但仅此内容已涉及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目的及手段、军事上的天才、战争理论以及战略等诸多方面。
    其中，在“译者例言” 中还有两段列宁和恩格斯评论《战争论》研究方法的论述。另外，柳若水还在“译者例言” 中特别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论点的重要性：“本书著者曾再三力说，战争是政治底手段，是政治以其它（即强力）手段之继续，所以理解战争，一般的是不宜从战争本身以为之了解。”
    从读书日记的记载看，毛泽东对《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颇为重视，尤其是第一章“什么叫做战争”，连同序言及目录共55页，其中正文部分约33页，毛泽东几乎一气读完。其中涉及有关战争与政治的重要论点，如：“战争不是孤立的行为”；“战争不外政治以别的手段之继续……战争不单是一种政治的行动，又实在是一种政治的手段，政治的对外关系之一继续……战争……不外是基于其手段底特质之物……政治的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且无目的的手段还未曾有过。”
    接下来，19日毛泽东没有看书。20日，他从《战争论》的第57页看到第91页，约35页，也是他研读内容较多的一天。其内容为《战争论》第二章“战争之目的及手段” 和第三章“军事上之天才” 的前半部分，主要涉及战争目的、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关系，以及战争的不确实性等问题。
    21日，毛泽东从《战争论》的第 92页看到第102页，约11页。其内容为《战争论》第三章“军事上之天才” 的后半部分。涉及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军事天才须具备的顽强、感情及性格之坚固性等精神力量。
    22日，毛泽东没有看书。23日，从《战争论》的第103页看到第111页，约10页，系研读相关内容最少的一天。其内容为《战争论》第三章“军事上之天才” 尾部涉及统帅所需具备的精神力量，以及第四章“论战争之危险”。
    之后，在24日至27日的4天里，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28日，继续读《战争论》，从第112页看到122页。内容包括《战争论》第五章“论战争之肉体的辛劳”，第六章“战争之情报” 以及第七章“战争之摩擦” 的前两页。
    29日和30日，毛泽东没有看书。对 日，读《战争论》的第123页到167页。其内容包括《战争论》第七章“战争之摩擦” 后半部分，第八章“第一篇之结论”；第二篇“论战争之理论” 的第一章“兵学之区分”；第二章“战争之理论” 的第一至第三十三的“目”的相关论述。诸如，“实战之观察生出理论之必要”、“努力树立积极的理论”、“数量上的优越”、“内线”、“战争之理论不能忽视精神的数量”，等等，不过，这些“目” 的内容较为琐碎，有不少都是几行字即为一个“目”。
    4月1日，毛泽东从《战争论》的第168页看起，但之后整个读书日记便中断了。是否读完这本《战争论》尚难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述内容的某些观点，在毛泽东于同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已有所反映。
    四、写《论持久战》对《战争论》的汲取和发展
    与写读书日记相隔仅回个月，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中，至少从三个方面对《战争论》的某些重要观点作了批判汲取和改造发展：
    第一，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论》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一篇第一章和第八篇第六章，尤其是后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对此，列宁在读《战争论》的笔记中，曾把第八篇第六章称之为整个《战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章”。但从毛泽东读《战争论》的日记看，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观点的把握，主要源于第一篇第一章。克劳塞维茨主要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并阐明：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战争不外是政治以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使战争发生的最初动机。
    而毛泽东则运用共性和个性的哲学原理进一步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共性问题，阐明了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的原理。他深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也就是说，在战争与政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政治属于共性的范畴，战争属于个性的范畴。要深刻认识作为个性的战争，必须先在共性的范围内，从战争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都有广泛的联系，但其中最本质的联系则是政治。显然，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由一定时期内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行为。另一方面，毛泽东还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个性问题，阐明了战争是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的原理。他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这就是说，尽管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维护交战一方某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发动和进行的，但战争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而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形式；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当各阶级在相互斗争中，采用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便诉诸武力，由此导致战争。
    第二，发展了战争目的论。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说：“物理的暴力……是手段，对于敌人遂行我们底意志是目的。为了要确实地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使敌人丧失抵抗力，而且这在概念上，正是军事行动底本来目标。这个，代行了对于敌人贯彻我们底意志这个战争之究极目的。”在这里，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作了敌人遂行我们意志的“目的”（即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笔者注）和军事行动的本来“目标”（即战争目的——笔者注）的区分。毛泽东采纳了这种区分，他在《论持久战》一文“战争的目的” 一节的开始便说：“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不过，克劳塞维茨是从其所谓“纯概念”出发唯心地探讨战争目的问题的，而毛泽东则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唯物地阐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及战争自身的目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目的论。一是毛泽东首次将战争目的明确概括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柳译本的译文看，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主要是从“毁减敌之战斗力” 和“己方战斗力之保持”的意义上论述的。而毛泽东则以设问的方式明确指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其中，毛泽东吸收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毁减敌之战斗力”论述的合理成分。
    二是毛泽东联系攻防辩证地阐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关系。虽然克劳塞维茨在论及“毁减敌之战斗力” 和“己方战斗力之保持”的问题时，也“涉及战争之全领域而支配之的攻击与防御”，但未及展开。并且，克劳塞维茨在强调其“毁减敌之战斗力” 的问题时，又往往过分夸大了“毁减敌之战斗力” 的作用，因而无形中将“己方战斗力之保持”排除在战争目的之外。而毛泽东则改造了克劳塞维茨将消灭敌人作为战争惟一目的的思想，把保存自己作为重要内容置于战争目的之中，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由此构成了战争目的自身的矛盾运动，并紧密联系战争的基本形式——进攻和防御，深刻地阐述了战争的目的——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三是毛泽东把战争目的提升到战争军事本质的高度认识。毛泽东在联系攻防辩证地阐明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关系的基础上，又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从战争目的提升到战争军事本质的高度，作了进一步的深刻阐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这就不仅从战争指导根本法则上，更从体现一切战争行动根据的本质意义上，深刻揭示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作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从而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
    第三，改造了战争“盖然性” 理论。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特性问题时认为：“战争于其客观的性质上是从属于盖然性的”，“充满了可能性、盖然性、侥幸性的游戏的性质……这种游戏的性质，实是贯串战争全体的，一切人类底行为中，战争最似掷骰子。”这在无形中给战争认识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在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实性等特性的同时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还进一步从区分战争绝对确实性和相对确实性的意义上指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可见，毛泽东通过批判改造克劳塞维茨战争“盖然性”理论，从战争的不确实性和确实性的辩证统一上，科学阐述了对战争的认识问题。
    五、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
    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之后，仍注意继续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据郭化若回忆：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内容。
    另据徐懋庸回忆：当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战略学” 的内容时，由于何思敬照着德文原著随译随讲，讲得实在不大高明。每次讲完出来时，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非常惊奇，因为不管何思敬讲得如何不好，毛泽东都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
    又据莫文骅回忆：为了正确领导革命，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不仅自己研究，还经常组织身边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推动学习研究活动。他曾在延安凤凰山自己的住处，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 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其中，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 的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泽出来，译一章介绍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曾专门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着重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论及其中有关集中兵力的问题。其中，所提到的《战争论》中文译本，很可能是杨言昌于1937年6月翻译、由南京军用图书社出版的分上、下两卷的文言文繁体字译本。但亦不能排除莫文骅的记忆有误，所使用的或许仍是柳若水的白话文译本，而非文言文译本。因为从所研究的内容看，克劳塞维茨“战略论” 是其《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 和第二篇“论战争之理论” 的延续，即毛泽东有关《战争论》的读书日记的第168页之前为《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争之理论” 前半部分，其后乃第三篇“战略论”，有关集中兵力的内容为该篇的第八章“兵数之优势”、第十一章“空间上的兵力之集中”、第十二章“时间上之兵力集中” 等。
    另据《人物》杂志1989年第1期载：抗战爆发后，在重庆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翻译的傅大庆，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正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苦于没有好的译本时，立即请缨，根据《战争论》的俄译本第3版转译。是书分上、下两册，于1940年11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并托人送往延安。这个译本曾被朱德、叶剑英誉为当时最好的译本。毛泽东也读过这个译本。
    六、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己也多次谈到他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除了本文在前边提到的他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和1960年12月同部分向他祝寿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两次谈到外，他在1960年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对此，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曾回忆说，毛泽东熟谙中外军事理论。“60年代初，他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同时，他还向蒙哥马利介绍了中国的孙子兵法。”
    1975年秋，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过：“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遗憾的是，施密特无意中打断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时，也特别提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说，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并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显然，毛泽东不仅注意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而且也如同马克思从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唯心辩证法中汲取其合理内核一样，批判地汲取了《战争论》中合理的东西。对此，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非常熟谙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并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