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台风“妮妲”在深圳大鹏半岛登陆的那天上午，我在大梅沙的一间酒店写作。一边写，一边等深圳卫视“共赢海上丝路”节目组的通知，还要不要出去采访？原计划有几个外采，但因为防台风，这天整个城市放假。

　　台风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中午12点接到通知，下午继续采访。

　　我的文章写完了，关节和指缝有点疼。到旁边一个大排档吃了午饭，散步走到离海只有几十米远的水上运动基地，海面鼓鼓的，但没有大浪，天空乌云密布，只是不知道大雨何时再来。

　　在深圳

　　下午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他出门叫不到“滴滴”，就走路翻过一道山，花了一个半小时。他冲完凉坐到我对面，拿出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的长方体，里面是他微笑的面庞，上面刻着：汪建（1954-2074）。“不只是要活120岁，而且是精彩人生的120岁。”汪建是湘西人。插队，留学，西医，中医，科研半生，产业又半生，围绕的中心是一个——“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健康我做主”。长方体底部有5个小管子，“将来把我的细胞、基因存在里面，我相信人只要能永存，就能永生。”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深圳联成远洋渔业的董事长周新东。他是华侨，生于关岛，2002年到深圳办企业。他们现在有75条船，主要在太平洋(601099,股吧)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等海域和那些有捕捞配额的岛国一起合作，捕捞金枪鱼。老先生每天7点进办公室，经常工作到12点。“以前船出海，我就让老婆拜妈祖保佑，怕出事，怕风险，怕他们把鱼和别人的船私下交易。现在，有卫星定位，有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无线射频识别），有摄像头，全部都大数据了，我就睡得着觉了。当然，妈祖还要拜。”去年，周新东有两条船被菲律宾扣下，由于有大数据支持，能够自证清白，没有在菲律宾海域非法捕捞。

　　晚餐时见缝插针，我和比亚迪(002594,股吧)的王传福一起交流。他是个技术狂，喜欢泡在实验室，不喜欢抛头露面。从他的讲述中，我深深感受到传统汽车产业竞争的残酷，希望在新能源汽车。今年3月我在泰国采访过比亚迪的3个员工，他们攻了3年，终于让第一台纯电动大巴开上了曼谷街头。王传福是安徽人，1987年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读硕士，毕业后留院，1995年辞职，到深圳创办了比亚迪。

　　晚上9点多，我们赶到光明新区的一个高新产业园，采访深圳英利新能源公司的总经理惠红林。他是西安人，1990年大学毕业，在内地工作几年后到深圳打工，在国企干了十年，被派到非洲做贸易。自己创业后办了几家公司，包括和英利集团合资的新能源公司。他告诉我，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他们的太阳能路灯和灯箱广告结合在一起，是一道风景线。他向我展示了在非洲热销的“太阳能安全锤”，能敲开玻璃窗，割断安全带，做胎压测试，当LED照明，太阳能充电，这种多功能产品正是头脑灵活的中国人所擅长的。他说，“从最早去非洲，23年了，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尊重，尊重当地人民。一开始，我也闻不惯当地人的体味，但强忍，而且一点也不表现出不舒服。现在，可能我身上也有那种气息吧，和他们在一起啥都闻不出了。”

　　这天我见到的几个企业家，在他们出生时，世界上还没有深圳这个城市。这些人，以及今天在深圳的上千万人，他们是怎么在这个大陆和海洋的交汇处汇聚、衍生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里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和品格？

　　汪建说，“我到深圳的时候，深圳的GDP是5000亿，给了我们5000万的支持。今天中国很多城市的GDP都超过5000亿了，但要给一个民办科研机构5000万，恐怕仍然做不到。”（注：2015年深圳GDP为17500亿元，2016年可能超过香港）

　　周新东说，深圳从建制上已经没有农民，没有农村，是中国第一个无农城市。但深圳的农业、农产品(000061,股吧)、远洋渔业很发达。广东省60%的远洋渔船在深圳。

　　王传福和惠红林说，90年代中期，在内地办公司很不容易，环节多，要关系，而在深圳这很方便。

　　在我看来，深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重要的新城市、新经济符号，还在于，她为我们民族性格的重铸，创造了难以量化的无形价值。

　　在一个讨论深圳问题的微信群里，有人说，如果能用“深圳主义”改造中国，改革开放必将前进一大步！

　　在河南

　　春秋时的楚国，最辉煌是在楚庄王时代。他最得力的大臣叫孙叔敖，官至令尹，即一国总管。有人问孙叔敖，人有三怨，你知道吗？爵位高，遭嫉妒；官大，君主觉得你功高盖主、赏无可赏；俸禄多，人们怨恨。孙叔敖回答：“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就是说，我爵位越高心气越卑下，权力越大处事越小心，俸禄越厚对他人的施予越广博，用这样的方法消除人怨，行不行呢？

　　读《列子·说符》，孙叔敖生病快死的时候，对儿子说，庄王几次要封地给我，我都不接受，我死了肯定封给你，你一定不要接受好的土地。在楚越之间有一个叫“寝丘”的地方，地不好，名字也不好，楚人越人都讨厌，你就要那个地吧，那里才能保得住。“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这个“寝丘”，今天的沈丘，是我父亲的出生地。村子叫小邢庄，秦为小姓，故为人处世一向不冒犯别人。家境贫寒，父亲靠两个哥哥辍学务农的帮助支持他，才读完高中。1962年，父亲走了上百里路到邻县参加高考，还是赤脚，他考上了开封师范学院（今天的河南大学）。他和母亲是同学，一个小家必须背负起对农村大家庭的责任，老人的健康问题，哥哥、姐姐、弟弟的各种困难都要操心。父亲最大的成绩是指引最小的弟弟学习，几经周折，小叔终于在1978年也上了大学。

　　小叔读大学时已经30多岁，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读大学时又生了两个。家庭结构变成“1个城市户口加5个农村户口”。班里的同学同情他，往往把用不了的饭票给他，一个学期可以积攒几袋面粉，有一年最多攒了9袋面。父亲担心长途汽车不让上，小叔说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就是用架子车我也要把它拉回去。”他算了算，几百里路，一个星期就能拉回村了。

　　我去沈丘的时间不多，每次都是小学放暑假去，每次都因为水土不服浑身起疙瘩，让母亲发誓再不让我回去。家里是土房，没有电灯，夜里靠星光，摸黑去旁边的土厕。吃得最多的是红薯干和红薯稀饭。前年清明节回去，那凋敝的土房还在，杂草长了一人高，无比荒凉。

　　197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三舅从漯河到我家，母亲让我和弟弟到外边去。不一会，就听到母亲压抑不住的哭泣声。原来，我的姥姥在一场洪灾中被夺去了生命。姥姥本来住在舞阳县城，因为牵挂受政治运动冲击、被遣返回乡接受教育的大儿子，要给他过50岁生日，一个人从县城回到家乡李仙庄。8月7日深夜到8月8日凌晨，在豫中南，由于持续暴雨，许多严重超过库容的水库漫顶溃坝。史称“75·8洪灾”。洪灾究竟有多少死难者，各方的数字从2万余到20万余，有9倍之差，但注定无解。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死难和灾荒几乎没有报道和认真调查，驻马店地委的意见是“不主张再逐个核实”。

　　因为姥爷曾经在冯玉祥的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解放后始终留着一条“尾巴”。母亲1954年小学毕业，成绩很好，竟没有考上初中，第二年再考还是不行，也不说明原因，只好去信用社上班。1956年，因为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少方面的政治条件放宽了，母亲才考上初中。

　　我出生在黄河边的开封，七朝古都，悬河之城。出生前一天，在针织内衣厂当工人的母亲还在上班，父亲则在两百里外的解放军农场锻炼。也许是敏于感受、希望努力超越那种环境的原因，我自幼学习就很努力。母亲后来在厂里的宣传科，然后是市里的讲师团，父亲在大学外语系办公室，兼管资料室，这使我有条件大量阅读报刊杂志。从高二起，除了看报纸和文学期刊，我喜欢上了《读书》杂志和刘再复主编的《文学评论》，囫囵吞枣地读了很多“文学即人学”的论文。人的意识、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就从那时起烙进了我的生命。家庭氛围的影响最终让我在选专业时报考了复旦新闻系。

　　在美国

　　2000年，我参加广州市政府的一个中青年干部培训团，到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北岭）读公共管理硕士（MPA）。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关于美国的书读过不少，但亲眼所见，有很多新感受。

　　比如自然环境。美国是两个大洋夹着一个大陆，真正地大物博。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曾这样评价：“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

　　自然环境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谈到美国的繁荣时曾说：“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美国人普遍自信开朗，喜欢相互赞美，一个成绩得B的美国人，比得A-的中国人高兴得多。我觉得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无忧无虑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苦难深重、天灾人祸都多的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会强，很少自我感觉良好。

　　自然环境之外是法治。2000年是大选年，戈尔败选，他宣布竞选失败的电视讲话至今记得——“所有法学院的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座右铭：‘不服从于人，必须服从上主和法律。’……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已作出裁决。我毫不含糊地表明：虽然我极不同意法院的决定，我仍然愿意接受。”

　　法治之外是民情。社会良序和乡镇自治，和公民素质是分不开的。杰斐逊尝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绝办不到。”

　　在美国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我们一位美国老师的小孩想上一所好一点的小学，而小学校长正好是她的学生，但学生说，按规定她女儿只能在那个学区就读，爱莫能助。一位论文导师，圣诞节那天忘了把自家庭院的灯饰通上电，等他从外面回来看到邻居家的院子灯光美丽，心里十分不安，为自己没有给社区做出同样贡献沮丧了很久。在洛杉矶，很多高速公路的内道留给拼车族，但即使外面几条大道大塞车，内道空着，也没有谁走捷径。美国人高度重视信用记录，受其影响，我们这个干部培训团在回国前一周，都跟电话公司联系，将end bill（最后账单）寄到朋友那里，先预支一笔钱代交。因为担心逾期不交钱，个人记录有污点，将来的签证拿不到。

　　和绝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我们也很快感受到美国对中国的不少偏见，很多美国人没到过中国，不少国会议员连国门都没出过，他们的中国观多年一成不变。不知道谁说过，“美国在二战中靠生产更多的大炮打败了德国，在冷战中靠生产更多的黄油打败了苏联”，在我看来，冷战后美国是靠传播更多的文化、释放更多的美元，保持在全球的领导力。2000年是中国入世关键时刻，时任中商会会长的坎普疾呼美国国会应尽快通过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文件，但他的理由是，中美间的此次协议，美国享尽利益(all the great benefits)，中国是尽享挑战(all the tough challenges)。那个时候，轰炸使馆、政治献金案、核间谍案、售台武器、人权问题……和今天一样，也让人经常觉得，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

　　16年过去了，中美之间仍有很多分歧，但两国间的联系更紧密了，而且中国并没有因为这种联系的加强而变弱，变衰，而是更强了。2000年4月，我在《南风窗》发表过《坚定的心，冷静的脑》一文，“我想我们的领导人一定认识到，尽管中美间差异巨大，但是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而且直到今天它仍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要吸收人类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首先就要吸收美国的文明精华。在接触中，会有不适应，会有斗争，但这些东西不应成为放弃接触的借口。两个这么大、又有这么大差别的国家能走到一起，有些磕磕绊绊是正常的，这既是现实，又是应有的襟怀。”

　　其实在美国，希望客观认识中国的声音也不少。2000年，《纽约时报》驻上海首席记者费森（Fiason）说，美国大众传媒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故事来吸引大众兴趣，而不是去系统地校正中美关系的失调和误解。《洛杉矶时报》的一篇评论更写到， “如果我们的传媒要有高尚的道德标准，那它就有责任提供那种符合我们的民主体制和我们自炫的新闻自由的新闻，由此才能为一场更平和、更理性、信息更透明的争论创造基础。”

　　在路上

　　半个月前，看到有朋友讨论“深圳主义”的时候，我问自己，你是什么主义呢？

　　我不喜欢“主义”这个词，但如果它是指对某个地方的特殊情怀，也许真可以问问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开封主义者吗？铁塔龙亭相国寺，黄河边的柳树，五月的槐花十月的菊花，远近闻名的夜市小吃，还有我不知道穿越过多少次的百年河大……

　　我是一个广州主义者吗？我在那里生活了14年，只是中间出国一年。广州是我工作的第一站，我从珠三角那块热土学习了太多太多……

　　我是一个浦东主义者吗？2004年我回到上海，至今已经12年。家住浦东，现在创业也在浦东，浦东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啊。在近代上海开埠、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之后，90年代浦东的开发开放，汇聚了无数勇敢的心……

　　从1989年的春天和夏天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在《南风窗》开始工作起，北京都是我在原住地之外去的最多的地方，文化和思想记忆最充沛的地方。很多夜晚，我编完或写完稿子，会找一个小店，一盘凉拌白菜心加一碗炸酱面或者番茄鸡蛋面，觉得就是莫大(博客,微博)的享受。很多朋友都劝我到北京住下来。我是一个北京主义者吗？

　　还有深圳，我写过很多关于深圳的文章，深圳有我相交颇深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在那山海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我常常心潮澎湃。我是一个深圳主义者吗？

　　我肯定不是美国主义者，但是，在成长之路上，我吸收过来自美国、法国、德国等等发达经济体的知识和文化，再融贯到以人为本、开放兼容、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里。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当年对西方如饥似渴全是利，今天对西方视若仇敌全是害。那要么是不成熟，要么是不诚实。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天下主义者吗？

　　可能都不是。可能并没有哪个唯一的故乡。但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道印痕，我爱的和爱我的，我一样珍惜。

　　这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时代的魅力，她让我们流动起来，从几十年前把人固化、僵化、教义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在一个更广的眺望中，我看到穿着解放鞋、运动鞋或母亲纳制的黑布鞋走进城市，在2015年有接近2.8亿规模的农民工。这些词语实在应该消除，他们早应该和我一样是城镇的市民。因为流动，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焕发了新的命运。可能更苦，可能更累，可能还有委屈，但脱胎换骨，生生不息。

　　因为，高考恢复了，从那时起，数千万人可以鲤鱼跳龙门，接受高等教育。高考是一座桥，桥那边是注定的宿命，桥这边，是自主的抉择。

　　有改革开放后数百万的留学生，以及无法准确计算的到海外打拼的劳工和老板，他们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尺度，在更具挑战性的文化环境中，忍辱负重地融合，艰辛备至地上升，找到自己的自由与幸福。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之浩大的人的流动，命运的移动。斗转星移，万千奇迹。我们的血脉中，有太多地方的泥土的气息。何处是归程，生命永不停。

　　这是一个经由奋斗，让每个人可以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能把自己的人生画卷绘得更长、更宽、更广、更深刻的时代。当我们重塑了自己，我相信，我们子孙后代的性格，也将平添一些历史上不曾有的新元素、新气质。

　　只要在路上，只要在流动，你就是新的。只要在变革，只要不凝固，中国就会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