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我一直想写的文章，就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一直下不了手，不仅是因为题目太大，力有不逮；更是因为，真心不希望引发“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样的效果。在今天的舆论空间探讨“丑陋”，虽能引起口水四溅，但除了加剧争议和焦虑，往往劳而无功。这不是柏杨那个“纸板书”的时代，不是龙应台那个“报纸副刊”的时代，这是情绪越来越强烈、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互联网时代。

　　但素质问题，还是堵得我不吐不快。我不想从脏乱吵、黄赌毒、闯红灯、丢垃圾、说脏话、乱吐痰、宰客诈骗、假冒伪劣等陋习恶性方面谈素质，而将聚焦于人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由此展开讨论。

　　【污名化】

　　6月8日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来自网易的新闻《李彦宏：AI在我有生之年不会毁灭人类》，他认为互联网的下一幕是人工智能。网易新闻以跟帖出名，我并不吃惊有些帖子会质疑李彦宏，我吃惊的是十几万条帖子几乎全是负面的。最前面几条的口吻是这样的：“你百度只会卖假药那点见识当然这样认为了”，“只有莆田医院才能救这SB了”，“我知道谷歌人工智能，百度都是人工智障”，“这SB是要用假广告的智商来做人工智能吗？”，“你是说自己命不久矣？”……对百度和李彦宏我也提出过批评，但看了这些跟帖心里很不是滋味。

　　人人生而平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都是在不断反思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进步的。我们会纠正孩子撒谎，但不会说他是骗子，而会告诉他诚实的意义。但“污名化”（stigmatization）却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根据某人或某一群体在某一片段上的问题，进行负面的抽象处理，遮蔽其余的特征，让污名的标签成为他或他们的对应物。历史上最典型的污名化有“黄祸论”，还有希特勒的犹太论。今天，在我们周围，艾滋病患者、精神疾病患者被污名化过，某些地域被污名化过，某些群体也被污名化过。官员、富豪、明星，教师、医生，警察、城管，还有各种“二代”，越来越多进入被污名的行列。我不是说他们的行为没有污点，但当我们习惯用“污名”去构造和编排时，情况只可能越来越污。

　　污名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多被污名的群体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越来越边缘化。现在认为自己主流且安逸的群体，似乎越来越少。弱势群体的概念，是2002年3月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他说“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弱势”的本意，是指在求职和就业中容易或经常遭遇挫折困难的不利人群，如下岗职工、失业者、临时工、农民工、残疾人、大龄女性等。今天这些人群的援助保障已大为改善，但为何各个社会群体的弱势感反而在蔓延？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弱势感已从“就业不利”的劳动含义和“基本生活条件不足”的温饱含义，扩展为不公平、压抑、担惊受怕、无力、相对被剥夺感、公民权利保障不充分等社会含义。这种问题，当然有制度性原因，但也有整个社会文化的原因——污名别人的人越多，被污名的人也就越多，最后大家互污，见谁污谁，让谁都没有信任和信心。

　　污名化还会动摇职业选择的信心。我有一位朋友，夫妻都是医生、博导，却坚决不让孩子学医。孩子出国留学，一开始没有学医，但大二转学医了，因为“国外医生有地位，收入高，不会被骂，更不会被杀”。如果对医生污名化的结果是学医的越来越少，将来谁给我们看病？去年和上海一位局级干部交流，他儿子三年前好不容易当了公务员，干了一年多就提出辞职。他说你想清楚，公务员不是想出就出、想进就进的，儿子回了他一句：“你以为公务员有多少荣誉感？”

　　一个歌手唱到，“满身伤痕才知道悲哀是互不信任”。在污名化的社会中，不知道谁可以信任。

　　【本人化】

　　伦敦奥运会开幕前150天，我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外见证了“占领伦敦”的场景。我认同占领者反抗“金融贪婪”的合法权利和贫富严重失衡时的呼吁方式，但当地人也向我介绍了另一面的情况，就是各种运动“培养”了一批职业化抗议者，不少是流浪汉和无业者，谁组织游行都来。他们并非不能劳有所获，而是不愿劳动，为抗议而抗议，靠抗议为生。这是人本主义，还是本人主义？人本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解放，不服从于外在权威，强调人人都有价值，而一切从本人喜好出发、凡我所欲皆合理、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归咎于社会和其他群体，唯独不和自己相联系，这其实与人本主义已大有偏离。

　　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这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依据。但这里的人和人民，以及他们的共同福祉和公共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人（“分众”）的每一种利益。西方社会今天的一大问题，就是陷入了“消费者民主社会”（consumer democracies），无论政府、媒体还是市场都选择“即时的满足”，这是一种“无糖可乐文化”：它承诺给你没有卡路里的甜味，没有义务的预期权利，没有储蓄的消费，没有税收的政府。（注：参见《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尼古拉斯·伯格鲁恩、内森·加德尔斯著）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后多次提到的，人口占世界7%的欧盟，创造了占世界25%的生产总值，同时需要占世界50%的社会支出。这凸显了“高福利”的美妙，也表明高福利的无法持续。

　　今天在中国，在公民权利保障不到位的同时，本人化的认知和行为倾向也日渐突出。比如，凡涉及PX、锂电池、垃圾焚烧、核电等项目的冲突，逻辑都一样：一上就反，一反就下，即使上项目的过程越来越科学，也摆脱不了凡闹必下的结局。社会从冲突中学到了什么？开放的讨论？辩证的说理？知识的解析？都没有，就是一个“经研究，决定不再上马”的简单结论。那么，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的PX项目与居民区近在咫尺却相安无事？新加坡的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900米，日本横滨NPRC炼厂35万吨/年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美国休斯敦PX装置距城区仅1.2公里。再看垃圾焚化，澳门垃圾焚化中心选址距离澳门大学800米，焚烧处理后垃圾体积可缩减至原来的1/10，假如用填埋法，整个澳门半岛应该全被垃圾覆盖了。我真不知道，中国大城市将来的垃圾问题有没有解决之道。

　　中国今天的拆迁、上访、纠纷，很多是公权力的滥用，也有一些是私权利逾越法治的过度膨胀。我的很多“眼界”都来自基层干部和周边朋友的诉说：有开宝马奔驰领低保、拿保障房的；有结了几次婚离了几次婚、一个屋子装上十几个户口，等拆迁补偿的；有夫妻闹离婚跑到工厂喝敌敌畏，不小心喝死了要工厂赔，工厂觉得不合理，家属就把棺材摆在县政府外，政府再逼着工厂赔的；有街道里生小孩，生了以后不想带，婴儿才6天就放到街道办的台子上，大家轮着带，想送到福利院也找不到母亲来签字的；有提前抢建、违规乱建、虚报面积、虚假评估，一骗拆迁补偿款就上亿的；有把拿到政府各项基金当盈利模式、内外结合一条龙年年操作的；有涉及到国际性的死难者赔偿，所有其他国家的赔偿都已解决，唯独中国遥遥无期的……

　　社会有矛盾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民主、科学、法治的路径调和冲突，解决矛盾，把冲突矛盾纳入到能够表达、能够协商、能够调节、能够表决的制度、秩序和规范中。本人主义的不加节制的盛行，不断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一定会通向彻底的民粹主义（Populism）。虽然民主和民粹都以尊重民意为旗帜，但民主和法治是孪生兄弟，它不仅约束政府也约束公民，而且不支持伤害宪法秩序的非理性；而民粹取向，是试图用法治之外的手段获得想要的一切，甚至不惜摧毁民主本身。

　　【荒蛮化】

　　看完上面两节，我估计很多读者都会说，你怎么不问问谁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我知道大家想说的是公权力。不错，一个雷洋事件，一个深圳民警执法违规事件，就让不知道多少关于警察的正面报道泡了汤。

　　当少数的“人民忠诚卫士”变成公民基本权利的随意侵犯者，当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屈打成招在某些公安那里成为一种习惯，对社会的负向冲击是极其强烈的，对他们污名化是难免的，人们自顾自也是正常的。有人说，“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向下流动）、底层沦陷”已拉开序幕，这当然很不准确和全面，但如果人们被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击穿了对法治的信心，如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落实，他们又如何能够安心、宜业、乐居？

　　对上面这样的问题，我一直从制度角度做分析。但最近突然想到，有枪就任性，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关系就任性，有暴力就任性，不讲法度，没有规则，这在本质上不也是素质问题吗？是蒙昧和野蛮的问题。多年来，遇到不少趾高气扬却言谈粗鄙的公权力代表，确实有权力缺乏制约的原因，但更真实的原因也许是：很多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觉醒过，从来没有实现过人的觉醒、文明的觉醒。他们只是某个机器上的零件，跟着旋转，而不问为何旋转，甚至觉得自己执法用权的方式很正常，很正当。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贤明的人是自己先明白、再教别人明白，现在呢？很多人自己尚且蒙昧，却要管制别人，让别人明白。这怎么可能呢？

　　公权力的荒蛮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面，我和基层干部交流过，一些基层也存在着越刁越凶、越“流氓无产者化”、越拉帮结派，越无法制服、甚至政府步步后退的情况。那为什么不依法办事、依法处理呢？答案有很多，比如“上面要维稳，怕上访影响安定”，“这是上任留下的后遗症，领导都在上面，就忍忍吧”，“你要弄他，他会弄你，人肉搜索，不得安宁”，“相关部门不配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

　　无论在公域还是私域，乃至在吏治中，都能看到，野蛮、荒蛮、蒙昧的力量往往打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不断扩张、上升。老实人、正派人、有正义感、有文化、讲道理的人，往往受压，失势，躲避，无所作为。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

　　今天的中国，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不是贪污腐败。我痛恨贪腐，但从多年采访和接触看，官员就其大多数而言，驱动力不是赚钱（更不要说是贪腐），而是有所作为，是社会成就和地位的驱动。我目睹和见证过很多地方和领域的官员凭着“士大夫情怀”，开疆拓土、改革创新、造福一方、改变面貌。当然，由于权力太大，微观干预太多，加上人情社会的积习和投怀送抱、顺手牵羊的惯性，从法律和党章要求看（比如党章第二条“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可以说问题丛生，个别极端案例甚至是穷凶极恶，但是，以总体的作为而论，官员依然是推动中国向前的重要力量。

　　不是制度环境。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早在1980年的重要讲话中就提出，必须用“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三条来检验。他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当时他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如果拿1980年的讲话作为尺度丈量中国这36年的历程，中国的制度总体上是有效的，支撑了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和比不发达国家更稳固的社会。虽然不少弊端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民主权利的落实经常还是走过场或像一枚橡皮图章，但改革依然在路上。我所理解的制度自信，是既相信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又能通过不断改革、修复和超越它的不完善。我所理解的中国特色，是党和人民通过努力奋斗，在经济上、政治上、人才上都实现说的那三条标准。

　　不是阴谋势力。中国是在开放环境下进行改革的。拿“金砖四国”来对比，中国现在的GDP比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国之和的两倍还多，而中国的资源条件远不如巴西和俄罗斯（巴西是世界的原料基地，俄罗斯是世界的加油站）。何也？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一直坚持走开放型经济之路，发挥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货品贸易中的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余三国。中国的成功再次印证了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即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多为“贸易的国度”，专业分工、贸易和交换是文明的粘合剂。中国这块含金量最高的“金砖”，是更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经济接受锻造和冶炼的结果。毫无疑问地，当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和国际秩序的认识会深化，希望打上自己的烙印和创造新的公平。一个崛起的大国重新认识自我，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新里程并不意味着随意地颠覆现有秩序，用高昂的头平衡被今天定义的“昨天的委屈”。我不解的是，在解读中国今天问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在出现，似乎中国的困难主要是某些外部神秘势力、敌对的坏人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造成的，他们就是要搞坏中国、搞垮中国。我不是说外部就没有阴谋和敌人，但我不相信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外部阴谋造成的，那关起门来不就行了？真是对自己太没有自信心了。国家的尊严是我们每个人的脸，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也是国家的脸，而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合流，不仅不是真正有尊严的体现，还会因为无知被别人看笑话，还会触发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一种不恰当或不必要的紧张。我相信，没有和平共荣的世界，中国的伟大复兴之路也会坎坷无比。

　　那么，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我的答案是：是我们还没有实现人的觉醒、人的现代化，是大量愚昧、野蛮、不文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的存在，是全民族的素质还不够高，是不尊重人、不尊重规律、不尊重知识、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还很普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带有的不文明印记。而这种觉醒，人的文明觉醒，不是靠钱能堆出来，靠口号能宣导出来的。

　　以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为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源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的人权还不完善，但平心而论，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和制度安排，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行进在一条尊重人的权利和价值、激发人的创造活力的道路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人的精神生命力的复兴运动。

　　用这样的角度去总结过去，开启未来，是一条更开阔的道路。而今天，中国之所以还有污名化、本人化、荒蛮化等等问题，恰恰表明，人的觉醒、人的革命、人的精神复兴还不彻底。

　　这里，我想引用一些文艺复兴运动时的人文主义者的话，以说明人的觉醒的内涵。

　　【关注和肯定人的价值】兰迪诺：“有人对野兽、飞禽和鱼类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不知道我们从何来，往何处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

　　【个人地位应来自于道德和劳动，而不是门第或继承权】阿尔贝蒂：“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只有勤劳、优良的技艺、持之以恒的工作、诚实的行为、正义和理智才具有价值。”“有的人不愿勤学技艺，不愿努力工作，不愿在完成艰巨的任务中汗流浃背，那他又怎么可能赢得像别人那样的威望和尊严呢？”

　　【科学和道德的完善程度决定一个国家人民的命运】德拉·卡萨：“人不要满足于做好事，还要研究如何把这件事做得更文雅。文雅是智慧和理智的表现。当一个人的思想活跃，情绪稳定，品德无瑕，体态端庄，语言谦逊，举止温良——以及懂得科学和明察事理的时候，文雅就放射出闪耀的光芒。”

　　【构成人类社会基础的是法，公正是国家的灵魂】布鲁尼：“法不仅仅限制卑贱者、普通公民和富人，它也限制和约束法官、地方官吏、国王和君主，甚至对皇帝也要行使它的统治权，……它保护弱者不受强者的凌辱，而在平等人之间保持和谐。”

　　【尊重财富与市场】阿尔贝蒂：“不要藐视财富，而要防止贪婪。物质丰富之后，我们就会生活得愉快、自由。”兰迪诺：“事实上，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使公共的和私人的利益都得到维护，使很多人都富起来，并为那些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和饥寒交迫的人提供广泛的援助，帮助他们战胜好逸恶劳的习惯。”

　　【热爱家庭和祖国】科莱努乔：“劳动之神娶勤奋之神为妻，并用八个女仆分管庄稼、牲畜、衣服、住房、商品、防务、救助和协调。这桩幸福的婚姻孕育了七个女儿，她们是：生命、才干、德行、胜利、富饶、真理和享受。”帕尔米耶里：“人类最值得称颂的事情，不外乎为了国家的富强、城市的优美和为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

　　【崇尚理性和知识】坎帕内拉：“上帝给了人们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写着字的书。”巴尔齐扎：“难道有谁感觉不到，一旦人们的生活缺少人文主义的艺术，生活不但变得残缺、贫乏，而且甚至比许多动物更卑劣吗？”

　　当这场以人为本、尊重人、弘扬人的主体性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到社会政治领域，自然就会产生节制君主和贵族的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思想和制度设计。公民的自由具体包含什么呢？按照伏尔泰的研究，一是财产安全（“在你睡觉的时候你能获得保证，第二天醒来时你的财产还和昨天一样没有丝毫变动”），二是行动自由（“保证你不会在半夜三更……被人拖出去”），三是“每个人有权用他的笔向整个国家说话”的自由，四是即使涉嫌犯罪，有权按照法律程序接受公开审判的自由。在伏尔泰那里，平等并不是消除公民间存在的一切差别，而是指在国家力量的保护下，公民平等地遵守法律。

　　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可靠的逻辑：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发展而产生的。今天的中国，如果能更清晰地将我们制度安排的目的，定义为“更充分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将这一精神灌注到方方面面，那么，每个人——无论他是普通公民还是政法人员，都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对他人有更多的尊重。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将更重视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自由、民主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自由、更高的民主、更好的公民权利保障。这话没有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而应该作为方方面面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尺度。做得不好，做得不对，坦然纠正就是了，最怕的是，明明是核心的价值观，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的实践中却被忽略、漠视甚至践踏。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对个人行为负责的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滥用自由的主义，真正的知识是知道自己哪里无知的知识，真正的富有是能让别人因之而分享价值的富有。这是真正觉醒的人的自觉意识。人本主义不等于本人主义和物本主义，民本也不是民粹。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样的人的觉醒，和对人的价值认知的觉醒，那么，在政法等领域，还会有那么多带着粗糙的有罪推定的专政思维、所引发的不当现象的发生吗？ 那些滥用权力的人的悲哀，是他们不知道，今天被你随意伤害的权利，也是你和你的家人的权利；今天对别人的伤害，明天可能是对你的伤害。

　　仁者爱人，爱人如己。爱人者也会爱环境，助他人，喜欢有知识的秩序而不是无知识的混乱。如此，中国的各个领域，是不是都可以重新找到超越、升华、提升价值的突破口？

　　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说，“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伟大事实中，似乎包含着两个要素，即其存在必须依赖的两个条件：社会的进步，个体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善，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扩展。”文明赖制度之完善，也赖个人之进步，而个人的进步，本质上就是要告别任何形式的蒙昧和野蛮，成为有教化、懂道德、知分寸、有尺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如果不讲道理，不讲逻辑，不讲诚信，不讲知识，把特权当特色，把应该服务的对象当成奴化或敛财的工具，这只能说民蒙未启，民智未开，人还野蛮。

　　中国再出发，从人的觉醒开始

　　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压力现在都很大，但我认为，只要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看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觉醒，中国潜力和机会更大。恩格斯说过，要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这个前提，就是把人的权利和价值作为一切之本。

　　为什么在今天，不早不晚，我要特别提出人的觉醒这一命题呢？

　　因为就数量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过去三四年已经下降了1000多万，这个趋势还将继续。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发展，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十三五”规划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从经济上看，中国已经到了无法依靠更多人去劳动、而是要依靠更高素质的人进行更有效的劳动的时期。人的能力、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非经济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人的素质约等于精神文明，那这个命题几乎是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来的。1979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叶剑英为建国30周年大会准备的讲话。其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2年7月，说，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这“四有”，写进了两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

　　今天，高大上的社会精英们可以率先扪心自问：你和崇高、高尚、高度这些词的距离有多远？

　　权威人士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文章中提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请注意，问题不只是结构与体制，还有我们的素质。

　　中国网络的口水总量高居全球之冠，但数量不代表质量，爆粗斗狠、偏狭讥讽、蓄意渲染、上纲上线的口水，是在情绪和认知上，撕裂共识，制造“敌人”和“异类”，用“站队”来区分是非。这不是人性的解放与自由，而是人格向下沉沦。

　　当年的梁启超感叹“中国政治不进，国运日衰”的根本原因是“不知有公德”，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我觉得，中国还有几年的窗口期，改善人的素质，提升人的质量，以人的觉醒为基础，实现社会的深刻和解，凝聚最大共识，共赴伟大复兴。如果这个机会错掉了，中国真的可能落入陷阱之中。

　　中国的经济有问题，但我不觉得中国的经济是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意大利思想家说，人类社会生气勃勃的肌体不是依靠医药，而是依靠精神上的一致。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只要相信人民，在更多的空间相信人民，并且围绕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不断优化法治保障，重新建构起和社会有效沟通的话语体系，则我们的国家将因为人的觉醒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获得新的巨大进步。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促进人的权利和能力的全面提高……当尊重人成为今天中国的一种信仰，不用担心，这种信仰一定能激发起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所有源泉，充分涌流，浩浩荡荡。

　　中国再出发，从人的觉醒开始，从我们每个人开始，从每个人把“人”字写得更好、更真、更善、更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