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扬弃
1、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石
我们的经济目前被正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与道德相关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与者追求利益的目的和动机；二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第775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话本不该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但却像谶语一样在人们头上挥之不去。这两种因素所引发出来的各种道德丑恶现象的出现，不仅污染了社会空气，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而且使改革开放事业无法顺利进行。
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是“家”。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理的体系。“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本质上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扬弃。1949年以后，由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政府把“家”视为对国家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文化结构中“孝”、“仁、“义”三根支柱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所谓有利于国家的“忠”，并且将“忠”推向极端，把中国被整合得如同铁桶，连小脚老太太都手捧“小宝书”跳“忠字舞”。但是没有“孝”、“仁”、“义”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支撑，一个孤零零的“忠”是不可能不失衡的。中国的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结构迅速枯萎。
中国的儒家以注重道德教化而闻名于世，尤其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并把这称为修身功夫。他们认为，要实现社会的最高理想，造就完善人格，修身是根本的途径，舍此别无他途。儒学经典《大学》将这个思想作了系统的表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后代儒家学者将这段话归纳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简称“大学八纲目”。千百年来，中国的士人都按照这个线索进行着身心的修炼，曾经培养出不少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仁人志士，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人，名垂千古，令人敬仰。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多的糟粕，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不该不变，也不可能不变。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今天我们进行新的道德伦理建设，对传统道德中合理的成分应当充分地吸收。
2、中国先进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扬弃
建立中国先进文化，就是要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汲取其精华，摈弃其糟粕。当代道德领域的丑恶现象只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病态，并不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解决当前道德文化危机，创造中国先进文化，其途径不是向后看，不是回归传统，而是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逐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视道德修养的社会作用，把“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任务寄托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这就是他们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中，帝王一人高高地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张口为经，吐字为法”，“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种以“人治”代“法治”的倾向，当然不适合现代的民主社会。只有确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与管理，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霍布斯指出：“人们不是生而为公民，却是被造就为公民。”可见道德问题出现的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国家的体制和法治方面还不够完善，不足以造就合格的公民。所以，要创造中国先进文化，其根本之点应是逐步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推进“以法治国”的进程，用法律来塑造全民崭新的道德文化。
儒家的修身论，有以道德修养代替人的全面发展的倾向。人的修养固然以道德修养为主，但还应包括身心素质修养的丰富内容。《大学》开明宗义．第一章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的全部学问，几乎都是围绕着道德修养这个纲而展开。追求心、性、义、理的微妙关系成了士大夫阶层的主要精神寄托。改造自然，调处社会矛盾反而成了细微末节的“小人之事”。王安石变法，整顿国家财政，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被理学家们斥为舍本逐末的“功利之徒”。结果，空谈之风弥漫整个社会，完全忘记了发展生产，提高国家实力。当强敌人侵之时，这帮迂腐儒生只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中国近代完全丧失了在世界文明中的领先地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不能不说与儒家修身理论的不无关系。现代社会中，要想成为现代化的新人，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要有一个全面修养的过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伦理学说教育广大青年，衔接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活水，这样，才能创造出既反映当代世界文明成果，又充满民族特色的人生哲学理论的中国先进文化。
就道德修养而言，儒家的修身理论又主要强调了主观内省的一面，忽略了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行为的主导作用。道德修养是需要自省的，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他突出了道德活动的主体性，要成为一个仁德之人，关键在自己，而不能依靠他人从外部灌输。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主观内省，很容易把道德修养引上歧途。我们继承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遗产，要有批判的态度。现代社会中，在肯定主观内省的同时，还必需肯定社会环境以及家庭对人的道德修养的主导作用是巨大，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要强化对社会细胞的家庭的保护，拓宽家庭和社会成员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渠道，增加政府在决策社区公共事务过程中的透明度，完善社区生活体系，鼓励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社会互助及公益组织的广泛建立，重树共同体内的道德舆论力量，不失为“内省修身”的扬弃。可见，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以传统儒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纲目为框架，充填上现代人生哲学的内容，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即包含道德修养理论和方法，又具备身心素质全面发展理论的新修身学，以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在崇尚建立中国先进文化的今天，人们终于意识到，中国市场经济伦理新秩序的建构，越来越依赖于法制的健全，越来越依赖于传统道德文化的维系。现在，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不仅已经被真正纳入了整个社会行动的规划设计，而且也日益受到各社会群体和文化共同体尤其是社会公民的重视。任何有理性的现代公民和个人都已懂得，培育必要的伦理秩序和个人美德，已经成为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要求。这一道德概念的获得，是我们20多年来以沉重的道德代价所换来的最宝贵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