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在确实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姚景源日前在 “广济民生财富同行：十三五规划后经济趋势与财富管理高峰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集中表现在“四降一升”。

所谓“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利润下降、工业生产品出厂价格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以及潜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逐步上升。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经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并非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改革应对挑战，中国经济不会出现‘V型’或‘U型’翻转，而是一个‘L型’的新常态。”姚景源说。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经走过38个年头，前3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8%位列世界第一。“我不赞成否认、批判过去增长速度的说法，在当时的经济矛盾下，只有保持较快增长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实现脱贫致富。”姚景源表示，随着30多年经济变迁，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发生了变化，如果从“吃”的角度来类比的话即从吃饱、吃好正在走向要吃的健康阶段。

中国经济从规模、速度、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提高的集约式增长，而发展规律则表现在这种转变必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换挡阶段。”姚景源表示，经济增长回落与我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相关，例如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目前，我国80后人口总数为两亿两千八百万，90后人口共有一亿七千四百万，00后人口则进一步下降至一亿两千六百万。数据可以发现00后人口比80后人口整整少了1亿人。

从劳动力人口角度出发，中国16岁到59岁属于劳动力人口，目前也正在急剧下降，2013年劳动力人口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11万，2015年减少487万。“从2013年-2015年，过去三年中国减少了1000万劳动力。”姚景源表示，劳动力人口的急剧下降反应到经济上，则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6年前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是1690元，到2015年农民工资则增长至3027元。“姚景源表示，如果劳动力报酬上涨是因为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而带来财富增长这是良性循环，但是如果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数量减少而造成人力成本上升将直接形成企业成本压力。另外，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以及人口老龄化层面。

但在诸多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其增长速度并非没有底线，如果采取倒退思路，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曾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指标，今年已经是2016年，距离还2020年还有5年，按照这一目标，近5年中国的经济速度则不能低于6.5%。

未来，中国经济转变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供给侧。“2015年我国6次降准、5次降息，证明我国在需求方面政策逐步递减。”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表现在供给侧。

一方面供给过剩，2015年我国生产8亿吨钢铁，但是接近4亿吨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则供给短缺，国目前有3000家笔厂，年生产400亿支圆珠笔，但是圆珠笔顶端的钢珠全部是进口的。

“供给不仅仅是技术供给，还要创新供给和劳动供给。”姚景源表示，未来要由人口数量红利转到人口质量至上。